历史人文

　　据考古资料证实，早在五、六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，武汉就有原始先民再次劳作，繁衍生息。如果从具有“早期城市形态”的盘龙城算起，可以说武汉城市的发展，已经历了三千多年。然而，直至三国两晋南北朝，现今武汉市区和郊区先后存在的“城”，无论是见诸记载，还是仍有遗迹可寻的，都不过是以军事功能为主的城堡，人口数量不多，居民成份单一，城池规模狭小，大多尚未定型。从隋唐开始，武昌、汉阳双城对立分治格局的确立，复合型、多元化的城市才真正形成。虽说武汉城市的形成，与中国大多数城市一样，受封建政治的主导，亦即因封建统治者出于控制一方土地，集聚财富，搜括人口的需要而设置一级地方行政管理机构，导致城的兴筑，进而衍化出城市，但由于其特殊地理环境因素，使它又有别于其他大多数城市，从一开始出现，便成为商业贸易的口岸。经济功能远胜于政治、军事功能而居于主要地位。其政治、军事地位，往往因战乱而突现，天下一统时，则随天下承平而减退。及至近代，张之洞、孙中山所看重的武汉，也是其通衢之利。孙中山在他的《建国方略》和《实业计划》中就称武汉是“中国最重要之商业中心”、“中国本部铁路系统中心”、“实吾人沟通大洋计划之顶水点”。

　　武汉城市的兴起与生长有诸多因素，除前述之政治因素外，更重要的是其区位优势和地理环境。而后形成的人口成分、经济结构，乃至民风民俗、城市文化，均与之有着密切的关系。

　　一、自然造化的滨水江域

　　首先是得天独厚九省通衢的区位优势，得水独中的地理环境，为武汉城市的形成提供了先天条件。秦汉以前的武汉城市，除盘龙城外，既乏文献记载，又缺实物资料。东汉末年以后，处于江汉交会之处的武汉，成为兵家必争之地。三国纷争时，魏、蜀、吴割据政权，为争夺这一门户，先后在此厮杀、征伐，设州立郡，得荆州必先得江夏，取健康必先取江夏。至唐代，处于长江中游地区的武汉，水陆交通发达，汉、湘、赣三大水系使湖北、湖南、江西三大区各自为单位，又以长江为中心横轴，北以汉江，南以湘、赣为纵轴，将三大区融会贯通，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交通结构。相对于全国，本区位于东西南北交通枢纽，长江横贯东西，连接巴蜀与江淮两大经济区域，正所谓“蜀麻吴盐自古通，万斛之舟行如风”。唐代中期安史之乱时，造成运河漕路阻绝，唐王朝所仰赖的江南贡赋，不得不依靠长江航运，先至鄂州(今武昌)，然后溯汉江而上，经襄阳再转输长安。当时江淮租赋，大部分自鄂州运抵长安。正因为江汉漕运线地位的重要，使鄂州刺史一职“尤难其选”。据文献记载，曾“诏择文武全才以镇夏口”，还一度以鄂州刺史“总东南贡赋”。而自湖南、四川前往扬州的船舶，也必以鄂州为中顿码头。李白《赠江夏韦太守》诗中“万舸此中来，连帆过扬州”所描绘的情景，正在于此。战乱结束，武汉虽失却往日军事上的雄姿，但农业、手工业和商业方面仍然有所发展，到中唐以后，它的“当荆吴江汉之要冲”的交通优势，迅速表现为商业优势。一方面，因为中唐后商品经济的活跃，促进了长江、汉江的航运业，另一方面，江汉漕运线的升重，提高了它的地位。大江上下汇聚汉水口的北上船舶，更使武汉船埠呈现出异常的繁剧。当时有人称鄂州“闾阎皆土著之安，货币有山积之富”，李白在其诗《江夏行》中说“大江横抱武昌斜，鹦鹉洲前户万家”，还有诗称“居商杂徒偏富庶，地多词客自风流”，足见中唐以后的武汉已成为一个繁庶的新兴的商业都会。宋元明清各代，武汉城市的逐步繁荣，迄于近代列强辟汉口为通商口岸，以至于张之洞在武汉兴办近代工业，推行洋务运动，都是基于武汉区位上的优势和水陆交通枢纽的作用。

　　其次是武汉周边地区物产丰富，使得城市供养无匮乏之虞。武汉的西边是江汉平原，粮棉充足。四周为江河湖泊环绕，鱼、蛤、虾、蟹取之不竭。饭稻羹鱼是这里居民数千年来的生养方式，即便是生产力低下的时代，也无饥馑之患。东南边的大冶、江西一带，自古就盛产铜、铁、煤等矿产品。20世纪80年代初，在武汉江夏区梁子湖、斧头湖沿岸发现了上百座宋元时期的陶瓷窑址群，也足见当时陶瓷制造业的发达，城市人口相对集中，虽说古时的城市人口不多，但同样需要大量的物资供给。武汉周边地区的物产，加之商业、航运业的支撑，使它得以不断生长和繁荣。

　　其三，武汉的城市布局独具一格，武昌、汉阳、汉口鼎足而立。造成这种格局的原因有二，一是因为武昌、汉阳在古时被分别作为历代王朝州、府、郡、县的治城，互不统属，始终未形成一个整体。汉口成陆较晚，设县、市更是近代之事，先为汉阳府所辖，后来汉口市又辖汉阳县，三镇真正统一建制，不过50多年。二是更为重要的还是江汉阻隔，二水三分。武昌、汉阳建城较早，汉口则是明代成化年间汉水改道，淤起一片土地后，因泊船的方便而渐次扩展为口岸埠镇。然后却得水之利后来居上，明末清初即成为全国四大名镇之一。1858年《天津条约》签订时，更为外人所看重，强辟为通商口岸。张之洞督鄂时，修通卢汉铁路，使其交通枢纽地位更加提升，一跃而为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商业中心。

　　二、多元共生的文化古城

　　首先从城市人口的成分看，本籍人少，客籍居多，是一个重要特征。这一特征汉口尤其突出。究其原因，一是武汉市区原为河网地带，四周环水，陆少水多，人口原本稀少。二是古时战争频仍，流民迁徙次数频繁。三是城市兴起后，工商业发展吸引了大量农民进入城市。四是与商业贸易和工业发展相联，外省区人口不断涌入。在许多文献上，这种人口成分的记载都不乏其间。如范锴的《汉口丛谈》中对汉口就有这样的描述：“汉口街道宽平，尽铺磐石，五方杂处，客旅居多，词云：石镇街道土填坡，八马头临一带河，瓦屋竹楼千万户，本乡人少异乡多。”从地籍上看，以汉口为例，一是附近天门、沔阳、潜江、汉川等地的难民和黄陂、孝感的农民、小商小贩、小手工业者;二是外省来汉从事商业贸易活动的人士，江苏、浙江、江西、安徽、山西、陕西等省尤多。清代前期，来汉经商的几乎遍及全国各省。《夏口县志》记载，1840年以前，汉口商业会馆、公所约38个，其中本地人所建的2个，以行业划分，未载地域者8个，其余皆为外地商人所建;三是外国商民，据清末日本驻汉总领事水野幸吉1905年调查统计，外商在汉口创办的公司、洋行、商店等共有124家，总计人数2142人。另据统计，至1911年，汉口各公司增至125家，人数达2862人，这还不包括外国在汉从事政治、外交、军事、宗教等活动的人数。这一特征，从地名上也显而易见，如麻阳街、沔阳街、黄陂街、天门墩、药帮巷等等。在人口构成上，也是商人，或与商业活动有关的人口居多。如唐代的鄂州(今武昌)，就有“士民工商，联樯如云”的记载见于文献。唐代诗人罗隐有诗描绘汉阳的盛景，称“汉阳渡口兰为舟，汉阳城下多酒楼”。宋代人范成大在其《吴船录》中，对武昌也有类似描绘，文称“沿江数万家，